1944年11月21日，日据时期的上海《申报》号外中关于重庆美军飞机轰炸上海的报道《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有删节，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欢迎广大读者分享到朋友圈编者按 今天是记者节，从2000年11月8日确立至今已有17年。

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可能知道，民国时期的中国也存在一个记者节，但日期是9月1日1933年1月，江苏镇江的《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江苏省民政厅长”赵启以“宣传共产”的罪名杀害；次年8月，杭州记者公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出通电，倡议定9月1日为记者节，得到不少地区的响应和认同。

于是从1935年开始，9月1日成了民国时期的记者节记者的工作很累、很穷、甚至很危险，这份工作生来就有一层悲壮的底色梁启超说：“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每个时代都需要一大批有担当的记者，纪录时代，为公平正义呐喊。

民国时期的一批记者、报人，不畏强权，不惜用生命和良心坚守社会正义、言论自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宁死也不收张作霖的30万“封口费”；以“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为信条的林白水，慷慨被杀也不为军阀唱赞歌；秉承“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申报》总经理史量才，毅然叫板蒋介石；“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黄远生，最终在美国被暗杀⋯⋯

身处乱世，一群以笔为武器的报人，只手与各专制独裁势力博击，彰显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他们横遭杀害的不幸命运，令中国近代报业充满悲壮的血色在金钱与物质洪流冲击每一个角落的今天，能够坚守良知底线，不为“五斗米”折腰尤为难能可贵。

作为肩负民族未来的媒体人，最为需要的，就是要秉承邵飘萍等报业先驱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敢于忠实记录历史，揭露真相，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

邵飘萍（1886-1926）1926年4月26日凌晨4时许，东方未白，北京天桥东刑场传来一阵低沉的枪响，《京报》创始人、著名记者邵飘萍轰然倒在血泊中，年仅40岁“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一个追寻言论自由与人格独立的灵魂，为何于茫茫乱世中沦亡，历史曾有过怎样残酷的血雨腥风，以致轻易便终结了一条充满正义的生命？。

“袁贼不死，大乱不止”1886年，邵飘萍生于浙江东阳，原名振青，“飘萍”为后来取的笔名，意寓“人生如断梗飘萍”14岁时，邵飘萍考中秀才，后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师范科求学期间，邵飘萍涉猎了大量激荡风气的改良维新书报，如《民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深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文以载道”的精神所感染，萌发了“新闻救国”的理想，“愿终生以之”。

辛亥革命后，邵飘萍被聘为杭州《汉民日报》主笔，对朝夕变幻的时局，他洞若观火，如在1912年1月，邵飘萍即发表时评，揭露了袁世凯深藏未露的称帝野心，并把他与曹操、王莽等人相提并论，断言“袁贼不死，大乱不止”。

同时感慨“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袁贼不死，大乱不止”的断语，正是“庆父不死，鲁难不已”的现代版这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1912年2月15日，《时报》号外，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黄远生曾在《时报》担任特约记者1913年3月20日晚，民国元勋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撰文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

邵飘萍犀利的言论自然引得当局不安不久，浙江军警便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邵飘萍连遭逮捕事后回忆这段横遭苦楚的经历，邵飘萍只是轻描淡写：“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

”既然在国内不为当局所容，邵飘萍只好暂避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政治他不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1915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改元“洪宪”邵飘萍应国内新闻界同仁邀请，匆匆返上海，刚刚抵达，他便为《申报》、《时报》执笔，写下了一系列嬉笑怒骂的文章，著名的《预吊登极》就曾轰动一时：。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全文共82字，却用了5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

文章短小精悍，却一针见血，大快人心其后，邵飘萍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抨击袁世凯罪恶行径的评论短文，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等一时间，“邵飘萍”三个字名动全国撰《张作霖自由行动》，揭军阀“马贼”老底

袁世凯1916年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就此诞生。

作为新闻记者，邵飘萍很会打探消息，他善于旁敲侧击，数语便得要领，所以往往能爆出独家猛料有时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内阁成员、总统府和国务院秘书长觥筹交错间，这些要员趁着酒意正酣泄露出不少机密信息邵飘萍事先已在隔壁房间安排了人，备好电报纸，又让两辆自行车在门外等候，消息随写随发。

宴会还未结束，消息已到达上海两天后，在京阁员见到《申报》上的报道，不免大惊失色在京期间，邵飘萍经常深入一线搜集新闻线索，短短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由于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邵飘萍首创“北京新闻编译社”，它的功能跟今天的新华社类似，主要是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把稿件分送给各个报馆。

1918年2月，张作霖“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并“陈兵滦州，观光津沽”，一时朝野震动，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邵飘萍为此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大揭张作霖“马贼”出身的老底：。

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段祺瑞），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虽然寥寥几笔，邵飘萍便把军阀张作霖的“马贼”野心勾勒得活灵活现，这也为他日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祸根创办《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在京时间越久，邵飘萍越感到有责任改变北京报纸受制于政治集团的无奈命运，如《北京时报》有段祺瑞的背景，《黄报》由张宗昌资助。

同时，他已不满足于做上海方面的扬声器，于是积极酝酿创办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报纸

应运而生的《京报》，不但见证了民国历史的血雨腥风，也是邵飘萍“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精神写照（北京鲁迅故居博物馆藏）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诞生了，报社后来迁址至宣武门外魏染胡同30号。

创立当天，邵飘萍在编辑部即兴挥毫，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报社墙上这个词句出自明代被奸臣严嵩杀害的谏官杨继盛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这充满血性的诗句，最终也像符咒一样，伴随着邵飘萍走完困厄、流亡、缉捕、囚禁、直至杀戮的一生。

邵飘萍历来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邵飘萍提出了这样的办报宗旨：。

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仅半年之后，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地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京报》异军突起，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

创办《京报》的同时，邵飘萍积极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尽管《京报》本身工作非常繁忙，邵飘萍坚持每周去上两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

一年以后，得到一年期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期证书的有32人学生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等等，其影响可谓深远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 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还在《京报》馆内住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后来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受了邵飘萍的影响流亡日本的“通缉犯”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开幕，邵飘萍密切关注着废除“二十一条”以及中国收回山东问题的讨论进程5月1日，上海报纸刊登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2日，邵飘萍立即在《京报》上撰文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

3日晚，北京大学及北京各校代表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决定次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会议首先由邵飘萍发表演说他感情悲愤而激昂地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这番话顿时使会场的气氛变得更为激烈各校代表纷纷登台，慷慨陈词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会议当场通过了次日在天安门前大示威的决议次日，“五四”运动爆发邵飘萍的活动引起了段祺瑞政府的注意，反动当局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

他们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出军警包围报社，声称要逮捕社长邵飘萍邵飘萍提前得到消息，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政府即以“扰乱京师治安”，《京报》“侮辱政府”等莫须有的罪名，照会公使引渡，然后全国通缉

民国时，望平街为上海报馆会集之所，报贩们从报馆批发报纸向全市发售在友人的帮助下，邵飘萍化装成工人逃到天津，随即被迫再次流亡日本1920年春，段祺瑞政府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翻，邵飘萍闻讯后立即辞卸《朝日新闻》社的编务工作，回国重振《京报》。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时局的动荡，再次把邵飘萍推向了风口浪尖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为抗议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并联合美、英等国要挟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前集会，会后结队赴执政府门前请愿不料，再次上台后的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造成死47人，伤150余人的大惨案。

鲁迅所说“民国最黑暗的那一天”来临了“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连续两天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邵飘萍急赴各地采访，他用辛辣的言辞开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

至于邵飘萍发出的“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实际上是指出祸首段祺瑞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城镇街头的抵制洋货横幅标语邵飘萍曾为惨案写下《我国人一致愤慨的情形之下，愿英日两国政府勿自蹈瓜分中国之嫌》的时评，为死难者申诉及至3月底，《京报》印制了30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

邵飘萍特意发表《诛人类之蟊贼》一文，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据统计：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各类“反政府”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113篇，平均每天9篇多为此，冯玉祥将军曾夸赞“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主持《京报》，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然而，北洋政府非但没有将枪杀徒手民众的罪魁段祺瑞等绳之以法，反而拟定了一张48人的通缉名单北大教授李大钊，教育部佥事鲁迅，《京报》社长邵飘萍，赫然在列鲁迅不久远避厦门，李大钊、邵飘萍则终遭毒手“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之死，与张作霖有直接关系“三·一八”惨案发生不久，直奉联军入京，张作霖和吴佩孚早早地放出消息，要缉捕并杀害邵飘萍张作霖之所以必欲除邵飘萍而后快，其中不无渊源早在一年前，邵飘萍曾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强强联手，讨伐张作霖。

期间，《京报》推出过一大张两整版“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上面全是关乎时局的重要人物照片，异常醒目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评语，“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袅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等。

特刊一出，洛阳纸贵，京城物议沸腾报纸传到前线，军心甚至为之动摇由于邵飘萍不断发表报道、时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相信暴力的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三十万元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

其数额之巨，远超当年袁世凯企图收买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所出的二十万银元邵飘萍收到汇款后立即退回，同时宣称：“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最终郭松龄兵败被杀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

随即，直奉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其中特别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此时，邵飘萍对于直奉联军进京之后的险恶形势已有预感，为防万一，他暂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并在六国饭店租用了一个房间接待来客。

避居数日，邵飘萍心中十分焦急联军入城后，北京《大陆报》社长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主动为邵飘萍承担了联络、斡旋之责，实际上他已被张作霖收买，以诱捕邵飘萍作为换取“造币厂厂长和大洋二万元”的条件4月24日，邵飘萍接家中打来电话，告知报馆和家里都有事情。

他先与张翰举联系，询问外面形势张翰举诓骗说形势已缓和，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张学良已被疏通，同意飘萍在京继续办报邵飘萍轻信了谎言当日晚5时许，天已擦黑，他在薄薄的夜幕掩护下，乘私人汽车回报馆与夫人汤修慧商议《京报》馆近期维持办法。

一小时后，又乘汽车匆匆离去

民国年间，卖报人一早在上海申报馆前取报纸孰料他的行踪已被监视当汽车行至魏染胡同南口时，邵飘萍遭侦缉队拦阻，并由两名荷枪者押至警厅，夜8时左右警察厅侦缉一队队长南保祥又率50余名探兵包围《京报》馆，并搜走邵飘萍《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

捕捉进行得十分诡秘，汤修慧及家人竟毫无所知，直至第二天凌晨4时才得知消息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当天下午3时，北京新闻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办法，当即决定由上海时报社驻京记者、北京晚报社等十三家新闻单位各出一名代表去游说张学良。

下午5时，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4辆汽车赴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出面接见时，毫无隐讳地向众人交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随后又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最后秘密判处他死刑，“罪行”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照炯戒，此令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

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关于邵飘萍的死，当时的报道不尽相同《顺天时报》报道说：“当由陈副官发令施刑，遂由二兵将邵氏推往南行十余步，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于地，另有一兵用手枪从后面照邵氏头部射击一弹，邵遂倒地毙命。

”《北京晚报》在飘萍牺牲的当天即发布了消息：下车后，邵向监刑官一笑，身旁士兵即向脑门一枪，子弹从后脑进去，从右眼下部穿出邵飘萍被害后，当时有媒体控诉这是“军阀压迫舆论蹂躏人权之露骨的表现，”因此，邵飘萍之死，“全国民众所当同声一哭者也。

”邵飘萍之死，无疑是民国动乱时代的民族悲剧，如此追求自由的灵魂，若不在军阀的屠刀下超脱，及后也必将在“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亡只是这样的悲剧，不久又降临林白水身上（以上文字：刘火雄）后 记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

中国传统有官家的“邸报”、《京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后来的《京报》，内容也是“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这些都属于现代的“政府公报”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开始均出自外国人之手。

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开始办报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第二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不能不思考、探索救国之道。

在这种背景下，1895年发生了意义深远的维新变法运动，年仅22岁的梁启超登上了风云激荡政治舞台乍一亮相，梁氏便光彩夺目，以至人们常常将他与其师康有为并列，时人甚至把维新变法运动称为“康梁变法”梁启超的“暴得大名”，是从担任有维新派机关报之称、1896年创刊的《时务报》主笔开始的。

他撰写的一篇篇“笔锋常带感情”的檄文，总是引起一些人的强烈共鸣，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在沉闷已久的思想界突然掀起一阵精神风暴在《时务报》创刊号，梁启超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对报上的种种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

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对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

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民间办报，报纸论政，是报纸在近代中国产生时形成的传统这一曾经的传统，延续了一百多年。

百年间，出现了不少不畏强权、敢于披露真相、揭开黑幕的记者，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三位报人为之殒命，已成中国新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新闻业可谓是“高风险”职业在转型期的社会，最大的“社会腐败”就是“权”与“钱”的结合，公权力的私用。

而监督、揭露这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恰是媒体最重要的任务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以上文字：雷颐，有删改）记者节特别制作亲爱的读者，感谢您一直以来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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