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意见表达趋于极端、狂热和失控，社会将如活火山般可怖。

文｜青年历史学者 宋石男  插画｜谢驭飞那些血管被狂热情绪烧得快要爆裂的青年学生，还有因愤怒和兴奋而脸庞扭曲的工人与车夫，数以万计地涌上街头集会，之后兵分数路，游行示威其中一路，高举“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蝥贼”标语，乱箭般冲向宣武门大街的晨报报馆。

不知哪位青年喊一声“烧！”，火焰就在报馆升腾起来火光让人们更加暴力，他们开始捣毁报馆陈设，用拳头，用木棍，用石头，用砖块这就是民国著名的晨报馆被焚事件，时间是1925年11月29日就在头天，另一把火在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家中燃起。

苦主章士钊事后有详细记述：当日下午五点，群众狼奔而入，“遇物即毁……相与火之”这两把火都源于同一个群众运动1925年10月20日，《对反奉战争宣言》发表，号召爱国民众积极行动，反奉倒段11月下旬，冯玉祥国民军攻占北京、保定一带，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

党派人士趁机发动一场被称作“首都革命”的群众运动，试图以暴力推翻段政府11月28、29日两天，学生敢死队、工人保卫队及其余群众共5万多人聚集，举行国民大会，并数度游行，包围执政府，占领警察总局和邮电局等部门。

而章士钊家和晨报报馆的两把火，正是此次群众运动的副产品以今日眼光视之，焚烧私宅和报馆均是不能容忍的罪行，既违法侵犯他人私产，危害公共安全，而且洞穿社会底线焚烧报馆，意味着单方面判决对手意见死刑，与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格格不入。

观点不同而以暴力方式解决，一旦推而广之，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我们应有这样的共识：意见表达是社会最重要的调节器和稳定器之一，如果没有意见表达，社会将如坟墓般寂静，如果意见表达趋于极端、狂热和失控，社会将如活火山般可怖。

只有充分且有效的民意表达，才能保证整个社会拥有“获救之舌”；只有表达者与倾听者充分交流沟通，才能保证各阶层在纷扰变化乃至震荡摇晃中达成黄金样珍贵的价值共识与利益平衡火烧晨报馆事件受到知识界和舆论界的普遍谴责。

学者燕树棠撰文称，这种“爱国运动”，实为“暴民运动”，与军阀土匪的行为无异：“有一派主张激烈的人要假借这几次国民大会的名义，利用青年报复的心理，买动城中无业的匪徒，乘政治变动的时机，达到他们扰乱治安，制造恐怖的目的。

这种暴民运动破坏社会生存的基础，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青年党的“醒狮派”也指责此种暴力行为比军阀更等而下之，“虽《晨报》的主张，在根本上与我们大有不同，但以这种杀人放火的毒辣手段对付敌党，是万恶军阀所不敢为的。

”烧报馆的是民间持不同时见的群众和组织，真乃咄咄怪事这两把火其实不奇怪章士钊家被烧的原因好理解，学生总是憎恨教育部长的，一有机会放纵暴力，不要说烧他家，坑他人都不奇怪晨报馆被烧的缘由，则稍微复杂一点晨报馆被烧，有间接与直接两个原因。

间接原因是《晨报》被视为研究系机关报，为革命党所不容直接原因则是1925年10月徐志摩担任副刊主笔后，发起“对俄问题”大讨论陈独秀却认为群众围攻和烧毁报馆没什么不妥，他甚至反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胡适因此写了封诚恳而严厉的信给陈独秀。

信中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对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胡适之所以诧怪，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与陈独秀等人在1920年8月1日曾共同发起《争自由宣言》，要求北洋政府废止专制法令，保障人民享有自由。

可是，现在群众高呼着口号，却冲到宣武门大街烧掉晨报报馆，而陈独秀甚至认为这是应该的！针对群众的吊诡行为和陈独秀的粗暴态度，胡适在信中苦口婆心地说：“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进而不无伤感地展开：“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

”“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925年12月7日，《晨报》继续出版仍任副刊主笔的徐志摩在《灾后小言》中说：“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

行文至此，笔者还要补点蛇足，讨论下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当代新共和主义名家穆里齐·维罗里《关于爱国：试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首次清晰而深刻地区分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据维罗里研究，爱国主义缘于古希腊城邦政治，是一种对自己城邦高度虔诚的宗教式感情，个人命运与城邦前途近乎一体。

抵至古罗马共和国时代，这种个人与城邦间的高度认同被公民与共和国间的认同所取代，爱国主义成了共和国“共同自由”的代名词，也是反对寡头独裁政府的思想武器然而，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促使爱国主义向民族主义全面过渡，国家情感由对共和自由制度的追求转变为文化、精神和民族在国家层面上排外性的统一。

这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后人们对传统共和式爱国主义所产生的怀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欧洲进入帝国扩张时代后统治者出于利益需要有意为之的结果——殖民体系下爱国主义对共同自由的追求会威胁到既有政治秩序于是，欧洲各国的统治精英纷纷选择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化，用特有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同质性去替代共同自由的普遍人性解释，最终将共和式爱国主义观逐出政治思想领域。

直到20世纪中期，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伤亡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灾难后，人们才重新意识到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带来巨大恶果，爱国主义的传统含义始得再次回归事实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忠诚取向完全不同的两种情感。

前者热爱的是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石的政治制度，它是高度政治性且与政治自由紧密相连的；后者所效忠的则是一套统一的文化习俗，其本身是非政治或先于政治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也蕴含了不同甚至完全相悖的道德要求一个在民族和文化意义上都很“中国式”的中国人也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却可能因其政治冷漠或者堕落行为而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爱国主义者；反之，一个民族和文化上都非所在国主流的个人也许不是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但却可以凭借其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关注、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而成为一个优秀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