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东馆今天正式开馆。今年是上图成立70周年，我不禁想起祖父严独鹤从报馆转入图书馆的那段经历。

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时期的严独鹤（孔另境摄）今年是上海图书馆成立70周年，我不禁想起祖父严独鹤从报馆转入图书馆的那段经历1949年5月，上海解放，《申报》和《新闻报》先后停办，报馆和印刷设备都交给《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使用。

并拟对停办两家报社的一些老报人重新安置于是《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及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筹办了上海新闻图书馆，安排了二十多位老报人馆长是马荫良先生，祖父担任主任（相当于常务副馆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大半生、驰誉全国的新闻界。

马荫良原先担任《申报》前总经理史量才的秘书，后任经理1934年，史量才被暗杀后，整个《申报》的经营管理都委托马荫良来负责抗战时，他因宣传抗日遭汪伪当局通缉图书馆还招了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方汉奇。

新闻图书馆设在思南路171号，是一幢小洋房，离周公馆很近那时候方汉奇还没成家，就住在一楼，二楼、三楼分别是图书馆和办公室方汉奇在新闻图书馆那几年，天天和那些老报人在一起，据他回忆：“一共有二十多位老报人，其实说老也不算老，除了严独鹤年过花甲，其他人年纪都不大，马荫良只有45岁。

他们都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一般都有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有很多见闻那时候，老先生们每天中午都要喝点小酒我不大会喝酒，喜欢听他们讲故事，很有趣吃完饭有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聊会天就回家了，神仙过的日子。

我那三年，就是一边看报纸，一边听故事”他对祖父的印象是：严先生的英文口语十分流利，与徐家汇天主教堂的教士通电话，说的都是英语在祖父的支持下，方汉奇用了一年时间，跑遍了上海所有的四十多个图书馆，调查这些馆的藏报，编了一本《上海各图书馆藏报调查录》。

为上海解放初期报刊资料的蒐集，做了基础性的工作祖父为这本藏报目录题写了书名

1953年，方汉奇离沪赴京任教，临行前，祖父在纪念册上题写赠言：鸿印长留，三载思南欣得路；鹏程乍展，双星拱北喜成行汉奇同志北上有期，奉贻手册，聊志离怀，并题俚句，藉代赠言严独鹤1953.8.17这本纪念册，方汉奇后来一直珍藏着。

1955年新闻图书馆与鸿英图书馆合并为上海市报刊图书馆，由蒋维乔任馆长，马荫良和祖父任副馆长蒋维乔是老资格的教育家，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鸿英图书馆前身为黄炎培、沈恩孚、史量才等人成立的“甲子社”，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的收集、分类、审批，在更名为“人文社”的同时，设立了人文图书馆。

1933年4月，实业家叶鸿英捐款五十万元支持图书馆的发展，遂改名“鸿英图书馆”，并设立了“鸿英图书馆”基金，由蔡元培、黄炎培、沈恩孚、江恒源等十五人担任董事鸿英图书馆“以社会科学为范围，以社会科学之历史为核心”作为其收藏特色，也搜集关于近代史的史料。

1942年10月于霞飞路1413号正式对外开放藏书8.5万册，日报、杂志、要目索引卡片10万多片，图表700余幅收有清末以来49种报纸编成的史料100余万件1950年2月，鸿英图书馆交由上海市教育局代管，1952年由上海市文化局接办。

祖父担任报刊图书馆副馆长后，主要负责报刊资料索引编辑工作，编辑出版了《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期刊目录》等对于图书馆的工作，祖父是十分投入的，他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图书馆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956年，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在市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就此作了专题发言，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书刊的采购，二是书刊的保养，三是书刊的储藏

严独鹤在人代会上发言的底稿首先，书刊的采购包括补充旧书刊和购置新书刊旧书刊的补充，除通过交换、调拨外，主要还须随时购置、收集至于新的书刊（包括国内外出版的），各图书馆都必须按本身业务的需要，有重点、有计划地分别购备。

目前在采购工作中的情况是，比较有文献价值的旧版书刊，已量少价高至于新的书刊，购自国外，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物，依外汇核价，也很昂贵国内发行的书刊，定价虽不贵，但随着文化建设的发展，种类日见繁多旧的、进口的价格高，新的种类多，是采购的难题。

于是，上海市各公立图书馆都感到，书刊采购费的确不敷应用，而且离实际需求很远对于采购的指标，便只好削足适履、看钱行事，谈不到“粮草充足”了拿报刊图书馆来说，1956年按预算规定，全年采购费只有1.3万元，与大专院校每年十余万甚至数十万元的采购费，简直是相去悬殊了。

所以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在不妨碍节约的原则下，今后对图书采购费，必须按实际需要，酌量增加在1956年的预算报告中，看到关于图书购置费的拨款，已较1955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这“一倍以上”的增加，还是无法适应科学研究需要的。

其次，书刊的保养主要是有些具有珍贵价值的书刊，应该如何保养对于图书中的珍本、善本，可以在出借和阅读方面，适当地加以限制这种限制，用意是在重视文物遗产，不能扣上一个“清规戒律”的帽子但报刊的情况又和图书不同，更难限制。

报刊图书馆中，有全套的《申报》，是报刊中的珍本这套《申报》，历年来各方面不断地派人前来查阅资料，加速了它的毁损其中有很多合订本，由于每天有人搬动、翻阅，加上纸张陈旧及原来的装订方法不大好，于是被磨损得遍体鳞伤，甚至于粉身碎骨。

如果再不抢救，就要“尸骨难找”了虽然已决定要加以修补，但修补仍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最好是用显微摄影机摄成底片，将底片印成拷贝，阅读时另用阅读机阅读拷贝，就不需要再触及原本了用显微摄影复制的方法，可以解决许多珍本、善本书籍的保养问题，因为有了拷贝，原本就可以珍藏，不致毁损也不致散失。

最后是书刊的储藏问题储藏书刊，必须有合适的书库上海各图书馆都感到书库不够大或者不合规格主要原因，是各图书馆目前所使用的房屋，都不是适合于图书馆的建筑，而是用普通房屋改装的对于书库的必要条件，如防火、避湿、通风、遮阳都做不到。

最为简陋的就是报刊图书馆，只有全套《申报》和若干比较珍贵的杂志算是登上了高楼，其余许多报刊，只能堆置在很狭小的木屋中和汽车间里，眼看着风化日晒，受潮发霉在房屋条件限制下，无法移动也无法整理当然，基本建设的经费是有一定限度的，图书馆不可能一律要求增建书库。

只希望将上海市以前原有的图书馆房屋，能还拨给各图书馆应用，而不要随意调配，另作别用但事实适得其反，以前的“上海图书馆”“海关图书馆”“世界社国际图书馆”都是供图书馆用的专门建筑，却都已被调拨作为学校、机关的宿舍。

人住进书库，书就只好堆入小房子里去了书堆入小房子是书难受，人住进书库，却也使人闷得难受既然书受难人也叫苦，为什么不来一个通盘筹划、合理安排，使人和书各得其所呢？再退一步说，也许调配房屋真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那么不得已而更求其次，只希望在图书馆附近，遇有空屋，能够准予调配，也多少能得到些便利，可是做到这一点也谈何容易。

以报刊图书馆为例，经过长时期的请求，才在后面拨租到一所不很大的房屋，还要和原来住在底层的房客来一个“和平共处”前面也有一所房屋，在半年前已听说原来的房客要搬走了，便又提出调拨的请求，最近房屋果然空出一部分来了，门口却挂上一块“徐汇区经租所”的牌子，仍只好望门兴叹了。

然而，图书馆的房屋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严重影响到业务的开展，阻碍了工作的进展无论如何，总迫切需要有一个全面的、妥善的布局祖父在人代会上的这个发言，有些话是说得很重的，这也可以看出他对图书馆事业“爱之深”而引发的焦虑。

有人说他是在会场上公开“将了一军”但这个发言终究引起了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最终，报刊图书馆的书库得到了改建，房屋调拨问题也得到了适当解决，原来徐汇区房屋经租处使用的房屋，拨给了报刊图书馆使用1957年还发生了一件事，上海报刊图书馆为全国各大专院校和各省市图书馆，以及各个研究机构编制报刊索引资料卡片，需用道林纸的数量甚多。

而有关上级部门因为纸张供应紧张，要限额分配，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办法予以支持，一度因存纸将罄而几乎濒于停工待料的境地祖父便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告急”在宣传工作会议闭幕后不到一星期，就由市领导特别设法，通过纸张供应部门，为报刊图书馆安排了足够一个月的用纸，“告急”得到了“应急”，不久，季度供应的计划又获得批准，连下半年的用纸都可以保证无虞了。

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旧址1958年，成立于1952年7月的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图书馆、上海报刊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合并，当时称“四馆统一”四馆合并之初，四馆的机构和藏书统一归于上海图书馆，四馆名称均暂保留。

在馆内，各馆馆长分任原职，实行联合办公1962年11月12日，市人民政府任命版本学家顾廷龙为上海图书馆馆长，我祖父和李芳馥（1952年上海图书馆成立之初任馆长）等任副馆长以后的上海图书馆就是在当年四馆合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顾廷龙馆长晚年曾回忆道：“严独鹤先生担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并主持全国报刊索引编辑及剪报工作剪报工作，是黄任之（黄炎培）先生所首创，报刊图书馆继之，当时有在各馆原有基础上发展，初并时有规随之意，以后剪报工作因故停顿，殊为可惜。

现在幸有（中国）人民大学剪报资料复印发行，差可弥补，以应研究工作者需要至于全国报刊索引坚持出版至今，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从新闻界到图书馆界，祖父的角色转换了，他像热爱新闻工作一样热爱图书馆他和顾廷龙馆长等相处非常融洽。

顾廷龙馆长在《回忆严独鹤先生》中这样写道：“严先生学识广博，作风平易近人有一年春节放假，阅览室照常开放，严先生时已年近古稀，他不请自来，主动到阅览室慰问值班人员至今，馆里有些年纪大的同志仍回忆起这件事情而念之不已。

”1962年，在上海市四届人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祖父又和顾廷龙馆长作了联合发言，主要是谈如何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藏书质量让图书报刊充分发挥作用，千方百计为读者提供资料，这其中就包括严独鹤所负责的《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

当时他们正着手把1833年至1949年的旧期刊篇目编制总目，使100多年的期刊资料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做了一些资料搜辑工作，把散见在各种书刊上的重要论文汇集起来，或把极稀见的资料酌量重印已经辑印的有词人纳兰性德的手札，龚自珍、魏源评批的《简学斋诗存》等。

这既是保存文献，又可供研究学术思想者作为参考还增辟专题研究阅览室，加强馆际协作，互通有无在提高藏书质量方面，当时上海图书馆藏书数量已由1960年的470余万册增长至500余万册，并在年轻人中培养外文书籍和古籍善本专业人才。

这篇联合发言受到了与会人大代表的称赞祖父是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列新闻出版界，但他很少对新闻出版界发表意见，即使写文章，也都是回忆过往的文史资料但对于图书馆工作，他却一直是很上心的顾廷龙先生曾回忆道：“严先生曾光荣地当选为上海市第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平时学习非常认真，每次听报告，无不做笔记次日我借来阅读，几无遗漏，对我很有帮助每当市人大和全国政协召开会议时，他都事先通过调查研究，认真准备，在会上热情陈词，提出有关发展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意见和建议，反映了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心声。

”家人还记得他有一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有过一个提案，说的是他任职的上海图书馆有一钟楼，上面的大钟年久失修，经常错时甚至停摆，希望加以修复记得1964年间，有几次我从小学放学回家，看见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在和祖父交谈，不时在纸上记着什么。

后来我在祖父的书桌上看到一份打印稿，内容是谈昔日的跑马厅变成如今人民群众的文化家园祖父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热爱

方汉奇教授深情回忆与鹤公在新闻图书馆共事的经历祖父从报馆转向图书馆，从新闻界转向文化界。他对于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推动社会文化进步，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也作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严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