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邱崇禄魏染胡同是北京城南的一条老胡同明代初年,胡同因有一家魏氏染坊而得名明代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的“宣北坊”就记载有“魏染胡同”,可谓历史久矣前段时间,胡同中部路东30号的“京报馆”二层小楼和32号邵飘萍故居旧址腾退修复开放,引得游人纷至沓来,成为一个新的打卡地。
革命报人、共产党人邵飘萍的经历如今广为人熟知,但邵飘萍的挚友,同时也是创建《京报》的得力助手,也许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就是吴定九。
如今整修一新的邵飘萍故居吴定九,名鼎,字定九,上海嘉定县外冈镇人,生于1890年2月少时居家读私塾时,还帮助在镇上经营木器店的父亲打理生意因此,在读书的同时,吴定九也学得了一手漂亮的木工手艺后来,吴定九考上上海南洋中学,该校顺应“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时代新思潮,注重学生数理化和英语学科能力的培养,吴定九在学校里品学兼优,毕业后被校方公派留学日本。
1915年4月,吴定九到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土木工程,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吴定九在日本留学期间,吴定九通过嘉定同乡好友潘公弼,结识了邵飘萍邵飘萍当时为躲避袁世凯的迫害而留学日本,到东京政法学校读书吴邵二人一见如故,成为密友1915年7月,邵飘萍与潘公弼、马文车、吴定九等人组成“东京通讯社”,采集日本报纸上刊登的一些国际时讯和外交新闻,编译成中文后发回国内的京、津、沪、汉等地报刊发表,同时也报道留日学生和华侨的反袁活动,关注日本对华的动向。
他们较早报道了日本与袁世凯秘密交涉“二十一条”的消息,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公费留学的吴定九,较之自费留学的邵飘萍,在经济上要宽裕从容得多,因而时常给予邵飘萍经济上的支援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友人电邀,邵飘萍急欲回国,但为经费困扰,正是吴定九慷慨解囊为其筹措路费得以成行。
1918年3月,从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吴定九,放弃了在日本工作的机会,回到国内,在北京市政公所第四处任工程师在市政公所岗位上工作的吴定九,仍然保持着求学时那种勤奋实干的精神两三年内即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上陆续发表了《英法联络海底铁道》《影响线之应用》《横梁之计算法》《加奈大之水力电气国有事业》等数篇高质量论文。
对于城市建设,他有着独到的见解:“故都市文明之设备,与其建筑于地上,毋宁建筑于地下至于地下建筑物之方式,与其采用大管路式,毋宁采用单管路式,此故世界各国之趋尚,亦我人所宜赞同者也……”他的许多真知灼见,放在今天看,仍不过时。
吴定九1918年回国后不久,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因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而成为战胜国人们群情振奋,纷纷走上街头,捣毁了横跨西总部胡同西口外的“克林德碑”毁碑事件发生后,北洋政府经与协约国方面磋商,由法国出面,让德国人出资在中山公园重建一纪念碑,更名为“公理战胜”牌坊。
这项工程交给北京市政公所后,由年轻的建筑师吴定九主持设计(此说法来自吴定九的后人钱承军所写《吴定九与京报》一书)法国代表会同中国方面,以战胜国的资格,命令德国人将放在东单北大街的“克林德碑”散件运至中山公园,重新组装竖立,将原有文字全部除掉,重新镌刻了“公理战胜”四字。
1952年,郭沫若题字改名为“保卫和平”牌坊如今,中山公园南门内矗立的“保卫和平”牌坊,由于当年拆除和堆放期间部分构件损坏遗失,形制上有所改变,是一座纯白色大理石三脊单檐牌楼洁白的坊身,庑殿式蓝琉璃瓦顶,在一片苍松翠柏中色调明朗,典雅清丽,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
吴定九一方面在北京市政公所任工程师,另一方面又应好友邵飘萍之邀,在新闻编译社兼职1920年,吴定九再受邵飘萍之邀,到《京报》兼职1923年他辞去北京市政公所工程师的工作,专职办报吴定九为什么离职转行呢?这是因为他对市政公所内部营私舞弊、内外勾结、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深恶痛绝。
吴定九利用兼职《京报》的有利条件,与邵飘萍里应外合,对市政公所的层层黑幕进行连续报道和无情揭露揭露市政公所黑幕不久,吴定九便辞去市政公所公职,专职于《京报》馆工作,成为了一位职业报人由于邵飘萍、吴定九等人善于经营管理,工作兢兢业业,这一时期的《京报》成绩斐然,报纸的日最高发行量曾达到6000份,成为北方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
《京报》不仅在编辑采访、写作内容、经营管理等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在标题、版面和栏目上,他们也敢于打破常规,力求推陈出新1925年,《京报》自筹资金,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内建成了二层楼的报馆,这在当时北京的新闻界仅此一家。
在筹建新馆的过程中,吴定九充分发挥自己的建筑专长,从实地勘测到设计绘图甚至基建施工,都是他精心筹划,亲力亲为
1925年10月,由吴定九设计、建造的京报馆小楼建成后,邵飘萍制作的宣传品新建成的京报馆是一幢日式灰砖二层楼房,楼下是营业部、传达室,楼上是编辑部、经理部等该楼历尽将近百年风雨,整体保存完好如初报馆对面还附设“昭明印刷局”,备有住房、校对室、印刷间、铅字房、铸字炉等。
由于新报馆的建设凝结了吴定九的一片心血,加之他书法功底深厚,因而他为大楼题写了“京报”二字,并镶嵌在大楼多处主楼大门楼顶上端女儿墙的“京报”大字,以及楼外南墙上横镶的“京报”两字,都是他的手笔(主楼大门上的“京报馆”三字是邵飘萍所写)。
京报馆楼顶女儿墙上“京报”两个字为吴定九手笔,主楼大门上的“京报馆”三字是邵飘萍所写吴定九作为一个建筑家,生前从未想过要在建筑史上留下点什么,但他的两件“作品”——“公理战胜”牌坊和京报馆,却留在了北京的大地上。
吴定九还著有《新闻事业经营法》一书(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报业经营管理的专著,先后被重印过两版,发行2000册以上近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学术名著精华目录(新闻学部分)》中,吴定九的《新闻事业经营法》一书也赫然在列,可见此书的价值。
吴定九撰写的《新闻事业经营法》一书曾于1930年4月出版1926年4月奉系军阀占领北京,邵飘萍被捕旋即被害,吴定九幸免于难邵飘萍被害后,吴定九冒着风险殓葬邵飘萍不久,他又协助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复办《京报》,继续完成邵飘萍的未竟事业。
装殓邵飘萍遗体左后扶棺、低头面向死者戴眼镜者为吴定九此后,吴定九殚精竭虑,以致积劳成疾1930年5月,吴定九不幸病逝,年仅40岁吴定九去世后,北平的社会各界与新闻界在花圈挽联上称他为“京报元功”或“京报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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