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黄梅雨）泉州在解放前，曾经一度是研究或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城市，素有“安那其主义之都”的称誉这些知识分子大都集中在文化教育界，他们既办学校，也办报纸，《大众报》便是他们在泉州创办的一家报纸。

负责人为叶非英、李振贯、黎丁等 《大众报》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3月16日创刊，社址在泉州中山中路通政巷口该报专职的编辑记者不多，但利用业余时间参与编辑工作的教师和学生不少该报为三日刊，每逢星期三、六出版。

抗战期间，每期只出八开二版，一版刊登时事，二版刊登地方新闻，下半部有时还穿插一些文艺性文稿抗战胜利后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泉州解放前夕终刊时，每期出四开四版，一版为社论和专论，二版为地方新闻，三版为“大众园地”，四版为副刊，有“中国与世界”、“乡村教育”、“绿星”(世界语专刊)、 “文艺”、“学生”、“新中国”等栏目，有时还刊登文摘。

该报为适应抗战形势，以“唤醒民众，关心国事”为宗旨而创办的但在抗战期间，该报只出八开二版，因受版面限制无法直接刊登电讯，只能采用“时事综述”和“时事述评”等形式，向读者提供较为系统、深入的信息，遇有重要新闻则另出号外。

在这方面，该报先后出现过“时事综述”、“时事谈座”、“国际纵横”、“天下间”等栏目，而以“国际纵横”最有特色，而且消息新鲜、范围广大，受到读者普遍关注如民国三十二年(1943)5月29日，该报就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所引起的战局变化，译载了狄恩所写的《希特勒“反共十字军”的旧调重弹》一文，针对希特勒在吃了败仗以后所发出的“今天只有两个路子，一个是让德国及其同盟者获胜，一个是让从东方来的东亚洪水，泛滥这个最古的文化大陆”这一蛊惑人心的谬论，进行深入分析，将其阴谋企图作了猛烈的揭露和分析并加以抨击。

民国三十二年(1943)6月30日，又译载了《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写的《轰炸琼岛目击记》，对日本法西斯在海南岛的狂轰滥炸作了具体的描述民国三十三年(1944)2月26日，又刊登《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一文，向读者介绍了这一国人普遍关心的重大时事。

民国三十三年(1944)2月23日在“天下间”栏目下，发表了《倭土门户开，美舰进攻土鲁克[1]》一文，反映日寇失败前夕受到美军无情还击的狼狈景象此外，该报还经常刊登诸如《没有欢笑的香港》、《陈纳德将军访问记》等较有分量的文章。

此等文章在当时的其他报纸上是难以看到的 在地方新闻方面，该报很少报道来自官方的消息，大部份新闻均来自民间，还不时出现一些有一定分量的社会新闻如民国三十二年(1943)9月15日，该报发表了南安静安宫王爷取火，耗费百余万元，全县香火弟子齐出，旗鼓布满整个店铺的新闻，还配发评论:《切实查禁王爷取火》。

同年11月13日，该报以《沿海行》为题，报道了晋江英林乡村民聚赌的情况，呼吁当局注意禁赌针对抗战后期，各地均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景象，该报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9月份，连续刊载了四篇题为《风尘散记》的通讯，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当时泉州、惠安、涵江、福清、福州、南平、建阳、浦城乃至浙江的温州、台州等地的旅途见闻，反映了不少颇能发人深思的社会现象。

在《三日话泉州》一文中，作者写道:“我已经一年多没到过泉州了，记得我前次踏进新桥时，它给我的印象是恐怖、凄凉，尤其是几次敌人的轰炸，更显得令人战栗!这次不同了，它给我的印象是奢华，第二是鼠疫的猖獗当我在泉州过完3天后，我才摔下一把冷汗说，我侥幸地越过疫区了!”寥寥数语，颇能反映当时泉州的社会面貌。

民国三十四年(1945)6月23日，该报在《今日农村》的报道中，大胆地提出了“惊人的高利贷”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民国三十七年(1948)1月28日，该报在《看看泉州繁荣的侧面》报道中，以犀利的笔触，揭露了当时泉州神巫、妓馆、赌场充斥的严酷现实。

该报还十分注意通过“大众谈座”“老实话”等栏目，经常对时政和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民国三十二年(1943) ，泉州出现物价飞涨问题，民众生活日趋艰困，当时的政府曾对某些重要物资采取限价政策，但收效甚微。

4月10日，该报在“大众谈座”上，《以自拯的态度来执行限价政策》为题发表的评论，对当局提出限价必须铁面无私的严肃要求民国三十三年(1944)2月23日，该报以《如何发展农田水利》为题，向当局提出了健全机构、罗致与训练水利人才、经费之筹措及现行制度之商榷四大问题。

民国三十五年(1946) ，该报针对当时的现实，在“老实话”栏目上，分别写了《正视当前经济危机》、《注意平抑物价》、《严惩恶棍》、《请大家注意虎疫》、《清理民信局积压信款》、《犯罪官吏不得任用》、《彻底消灭东西佛遗孽》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并为社会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发表评论。

这种评论在当时的报纸上是难得一见的 更加可贵的是，该报一贯坦率直言，对当时一些政府官员的贪赃枉法现象，敢于揭露和鞭挞翻开当时的《大众报》，时常可以看到诸如《贪污与鼠窃》、《肃清贪污，建立廉洁吏治》、《严惩不法的乡政人员》等引人注目的文章。

一些政府官员，特别是乡政人员的不法行为及其受到查处的消息，该报也时有披露如民国三十二年(1943)南安洪濑镇长林华山贪污一案，经镇民代表列举事实呈控及其查处的新闻，该报就在显著地位加以报道晋江内坑五埭保长黄敬南被控畏罪图逃被半途载回的消息，报纸也及时披露。

虽然，这种报道并未触及上层，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民众的愿望，而且要做到这样，对报社来说也是要担风险的有一次，该报揭露南安县长颜德桂黑幕，致使报纸受到抵制，不准进入南安县境；另一次揭露晋江西北乡长吴友根敲诈压迫民众的恶行，竟遭到用乌油、臭屎喷泼报馆的报复。

更有甚者，由于该报经常发表这类新闻或评论，社长李振贯住宅于民国三十年(1941)底，竟两次被奸人投弹，幸首次未爆炸，第二次弹发而未伤人据当时的《泉州日报》社论《论李社长炸弹案》称:“按报社之被人投弹，新闻记者之遭行刺或狙击，并不是很稀奇的事”。

并说:“我们为泉州庆贺，因为泉州有个勇敢直言的大众报；我们为泉州哀吊，因为泉州的黑暗势力，居然敢以炸弹对付正义!”从这篇社论中，不难看出泉州当时的新闻界，正义与丑恶俱存，而《大众报》在民众心目中，处于何等的地位，不是可以一目了然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政治斗争日益尖锐，《大众报》由八开二版扩为四开四版，一版的社论或专论时常有一些份量很重的文章出现民国三十五年(1946-10-30日起，该报连续刊载了曹聚仁写的《国民党论》、《共产党论》、《民主同盟论》、《民主社会党论》、《无党无派论》等政治特写。

同年12月18日，在《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专论中，该报提出了一是争取和平，二是争取自由，三是争取民主的有广泛代表性的民众呼声同年12月28日，该报在《战后的中国》一文中，概略地论述了和谈与内战的经过、和谈失败的症结以及所谓各党各派以后，提出了最后的希望是:“放下流窜式的军事斗争”，“以本有的勇气热情来作和平的斗争”。

与此同时， “希望政府(即国民党)立刻停战，政治上不妨大大让步，彻底实行党政革新，通过以政协修正原则为基础的宪法”这番议论，虽不中肯，也不准确，但在当时也是需要有较大勇气的民国三十六年(1947-11-19日，国民政府取缔民主同盟，该报也发表署名文章加以议论。

扩版后的《大众报》，三版为“大众园地”，曾转载《泉州民间传说》共五集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23日，该报还在第三版，转载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一文，并写了一篇《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文章。

文章说:“其实，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内容，百分之九十是相同的”并说: “现在的知识阶级又拣着新民主主义作圣经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些都是企图从政的知识分子的座右铭”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全国解放前夕，《大众报》一些人的心态。

该报作为信仰安那其主义文化人创办的报纸，民国三十七年(1948)2月21日曾在一版上译载了《安那其主义者在格拉斯哥的行动》一文，还出版一套《自由小丛书》，书目有:《面包与和平》、《大同与小康》、《自由血》、《断头台上》、《战士杜鲁底》等，作者中有国际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巴古宁

[2]和克鲁泡特金等。[3]参考^现译”特鲁克“。^现译”巴枯宁“。^本文非原创，转载自此网站： http://www.mnwhstq.com/szzy/qzwszlqw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