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陕西榆林人，系“近代陕西三杰”之一（另两杰为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中国新闻家、政论家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新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坚持以言救国，赢得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赏。

一、人物简介及办报生平张季鸾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出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去世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于烟霞草堂，得到沈卫、沈钧儒的赏识和器重张季鸾少年时期就展露出过人的才华，他作文一挥而就，有神童之誉。

1905年，他官费留学日本东京经纬学堂后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与经济理论从此打开了他的眼界当时，孙中山革命派的《民报》与梁启超改良派的《新民从报》展开论战持续两年之久在这个关头，陕西留日学生出版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杂志《夏声》，这本杂志属于革命派，坚持武装起义，深深吸引了张季鸾投稿并加以言论。

由于张季鸾才华出众，很快被推选为《夏声》的编辑，这是他新闻工作的起点从此，他走上了言论报国、新闻救国的道路但是，此时的他一直是超党派人士，始终没有加入任何革命团体同盟会1908-190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一度担任中国留日学生同盟会陕西分会创办的《夏声》杂志主编。

1910年应于佑任之邀为上海《民立报》记者1913年和曹成甫创办北京《民立报》，兼上海《民立报》驻北京记者北京《民立报》被袁世凯查封后，南下上海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同时还创办《民信日报》，自任总编辑。

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袁世凯死后，重回北京，任《中华新报》总编辑，兼任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

后因揭露北洋政府出卖我国宝贵资源而被捕入狱，获释后重到上海任《中华新报》主笔，并为《新闻报》撰文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

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二、张季鸾的办报思想1. 报刊职业独立报刊职业独立的思想是张季鸾言论自由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记《大公报》从1926年续刊之初就表明不接受政治投资与外国人的资本，决定以微小的资本独立经营从1926年到1941年张季鸾任主笔的15年间，新记《大公报》和国民党与蒋介石没有发生任何经济关系新记《大公报》在复刊第一天就提出了著名的“四不”主义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不党”是指纯以公民的立场发表意见，不代表、不庇护任何党派“不卖”指不接受带有一切政治性质的金钱补助，也就是不接受政治方面的人入股人资；“不私”指的是报纸不能私用，必须面向全国开放，成为群众之喉舌；“不盲”指的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的理念。

“四不”主义表现出的超然性与独立性使后来学者津津乐道，其核心就是“独立”二字张季鸾的报刊职业独立的思想早就确立在1923年的《三十年祝词》中他说：“盖中国有报数十年，兴者仆者数百社，而视为一种纯粹商业，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资助，鼓励独立经营以维持而发展之者，唯有一《新闻报》……惟凭其营业能力，步步经营，以成今日海内第一之大报，此诚难能可贵也。

”在《大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辞中他说：“同人十年来，仅服膺职业神圣之义，以不辱报业为其消极的信条，虽技能有限，幸品性无亏”可以看出，报刊职业在张季鸾心中居于极崇高的地位2. 放宽言论管制张季鸾在言论上一直坚持自由主义思想。

终其一生，在抗战最艰苦奋斗的时期，即使《大公报》主张“国家中心主义”，他对自由主义的理想也没有动摇过他一直主张政府放宽言论管制，但他没有表现出“不自由，毋宁死”的革命态势，而是对政府在特殊时期的言论管制表示理解，并晓以政府言论自由的大义。

1929年，蒋介石通电全国报馆，要求在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以真实之见闻，做详实之贡献”，表示只要能指出弊病而不攻击个人，政府都会虚心采纳张季鸾立刻发表《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作为回应，他借机对政府以往严苛的言论政策进行了批评，认为政府企图把言论与新闻全部都统一在自己的管理下的制度使报纸的职责“完全为当局作政策之宣传，不复含自由宣达民隐之意也”；“人民神经久而麻痹，反使宣传失效”。

1936年4月3日《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一文张季鸾再次向政府要求放宽言论管制，他虽然同情国家在紧急时期政府对于取缔言论记载有其不得已及必要之理由，但仍希望取缔言论只限于最重大之事项“对于各界人之公表言论，力采宽大主义，凡批评政局政策及官吏行动者，除非其主张有阴谋反动之嫌，概不禁止。

”张季鸾之所以屡次向政府申明言论自由之义，是因为他认为“报纸地位宜为一切人之喉舌，官民各方，孰有冤抑，皆得自由表现与报纸”，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想办一份像《苏报》一样开风气之先的报纸后来，他又希望中国的报纸能像欧美的报纸一样“公共问题必有主张，社会现象凡百不漏”，在庆祝《新闻报》三十周年时他期望五年或十年后《新闻报》能成为东方的《泰晤士报》。

3. 报纸要维护国家利益张季鸾毕生所追求的言论自由固然是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启发，但他的思想根基却是儒家士子的家国责任意识在1923年的《三十周年纪念祝辞》中他说“盖报纸性质，一面应作商业经营，一面则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

”1926年《大公报》续刊第一日张季鸾说：“报纸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宣传正确实用之智识，以裨益国家”他希望人民通过自由的言论表达，辅助政府，纠绳官吏，减少社会的危机，进而维护国家与整体的利益。

1936年日本对中国侵略加剧，国难当头，张季鸾在言论自由上对政府再次作出让步，坚持认为捍卫国家利益需要适当的言论自由政府“取缔应只限于最重大之事项”，“外交军事财政之机密，不得纪（记）载，危害国家利益之言论，不得刊行”；“宜先使全国忧时爱国之人，自由言其所欲言，而知其所欲知，而后政府当局之精神易贯彻全国，民族团结之基础在此。

”抗战时期，张季鸾更加倾向于顾全国家利益1938年《大公报》为避战火从武汉迁到重庆，在《本报移渝出版》中他说“我们相信在这抗战期间，一切私人事业，精神上都应认为国家所有换句话说，就是一切的事业都应当贡献国家，听其征发使用。

各业皆然，报纸岂容例外”4. 报人要承担社会责任张季鸾毕生对言论报国矢志不渝，但对言论报国的成效却时有不满，他常常自责报人对国家社会尽责不够在1935年的《关于言论自由》一文中，他抨击了军政当局滥用权限，在言论自由问题上认识不到位，阻碍言论自由后，也反躬自省，认为“报界自身应努力之点亦多，诚不得滥用报纸武器，在道德上有缺憾。

”在《大公报》复刊十周年纪念辞中他自愧报人“不能尽责于社会，应该自责自勉”并且他认为舆论必须集中全国最高的知识权威，经过辩论研究之后形成，而报纸只是表现舆论的工具，自己不能够制造舆论张季鸾在公众面前一直保持着谦恭谨慎的态度，大有“盛德而容貌若愚”的君子风范。

1941年，新记《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这是中国报界首次获得国际性荣誉，张季鸾在庆贺同时代表全社发表声明作深切自省，认为“多年来并未能善尽报人应尽的责任，尤其在抗战四年中，对国家社会甚少贡献。

”三、人物评价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张季鸾身上体现了文人的铮铮傲骨和锐气，笔是他手中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在他的新闻思想中，言论报国、新闻救国是从事新闻活动的重要目的。

他的文风大胆勇猛，时常做出“惊人之举”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周恩来评价张季鸾：“他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称他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代报人并不过分，他应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