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之久，撰写稿件千余篇，他一生的文章议论，铸就那个时代的活历史他主张“记者应存大我，而忘小我；忘小我始能不慕虚荣，始能不避权贵，而主持公道”毛泽东评价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赞誉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称他为“一代论宗”。

作为一位报人获得如此美誉，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无人比肩—他便是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张季鸾1888年出生的张季鸾是陕西榆林人自小熟读诗词经书的他，青年时代便负笈东瀛，期间曾撰写一些东京通信，发表在于右任与宋教仁创办的《民吁日报》上，从此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1912年1月，受于右任举荐，张季鸾出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参与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1926年，他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合办新记公司接手《大公报》当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有感于“报界之厄运，至今日而极矣!”张季鸾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四不”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执笔“三骂” 明耻教战张季鸾外表儒雅，内心刚烈，视正邪如冰炭因其长期深研国计民生之道，胸中自有韬略，发而为文，往往切中时弊，一扫群疑，万诼息响，澄清时局当时新记《大公报》的口碑与影响之一，在于其言论勇敢泼辣而卓有见地，言他人不敢言，言他人不能言。

其中颇为有名的，当属大公“三骂”：一骂吴佩孚“有气力而无知识”；二骂汪精卫的领袖欲；三骂蒋介石不学无术这著名的大公“三骂”皆出自张季鸾笔下，文章纵横捭阖，逻辑谨严，文采出众，可谓行云流水而又痛快淋漓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

事变发生后第三天，张季鸾、胡政之召开“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会上张季鸾严肃指出：国家已经面临紧要关头，报纸今后更应郑重负起责任他宣布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此事。

文章结集成书后反响强烈，王芸生一举成名1936年12月12日，震惊国内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季鸾随即挥笔疾书，先后在《大公报》上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解决时局，避免分崩”的善后之策。

拳拳爱国之情、凛凛民族大义跃然纸上西安事变 纵横捭阖1936年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张季鸾所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文中呼吁“精诚团结，一致地拥护中国”当时，南京政府把18日的《大公报》加印了数十万份，用专机空投到西安市区。

大部分西安市民和东北军将士都看到张季鸾的这篇“公开信”，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亦算一次奇观该篇文章写得入情入理、淋漓透彻，不少东北军将士阅后深受触动，张学良、杨虎城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

翌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88年，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应邀去台湾出席其父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发现历经52年之后，张学良竟然还能一字不错地背诵那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文章对他影响之深刻、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贡献之大，可见一斑。

在张季鸾主持笔政期间，《大公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1941年5月，《大公报》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密苏里荣誉奖章”该奖章被公认为新闻行业最具声望的国际奖项之一，获此世界性殊荣，中国报纸只此一家，也仅此一次。

昌言远响 享誉国际密苏里新闻学院在颁奖词中说：“《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顽者。

”当时多位政要将领及各地新闻机构纷纷向《大公报》发来贺函贺电，赞扬该报昌言远响、扬我邦华而《大公报》则始终荣辱不惊，张季鸾发表《惭愧的荣誉》、《感谢与奋勉》等评论，表示“当今中国舆论界被友邦重视，是因为我们能宣扬正义，抵御强梁。

这荣誉属于中国舆论界之全体，尤其属于全国之忠良军民各界”，又称“现在我们国家正从事生死存亡的大战，惟有争取到最后的胜利，才是国家民族的真荣誉此外过程中的一切浮誉，皆是虚荣本报同人实为这荣誉而惭愧，也深愿为此惭愧而更黾勉努力!”。

为全民福利努力办报

张季鸾要求报馆同仁为全民的福利努力办报图为1936年，大公报战地记者方大曾在抗战前线拍下的图片（大公报）张季鸾终生耕耘报业，亦以报人身份为傲他曾表示，“我们常有一种觉悟，就是要做一个完善的新闻记者，必须由做人开始，个人的人格无亏，操守无缺，然后才具备一个完善的新闻记者的基础。

”他主张“记者应存大我，而忘小我;忘小我始能不慕虚荣，始能不避权贵，而主持公道”他同时也要求大公报记者们努力做到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不感情用事、不夹杂私念，为全人类共同的福利，为本国全民的福利努力办报。

在其倡导下，当时的《大公报》发表各类新闻及评论，除了长篇通讯，一概不署作者姓名他自己写文章也从来不留底稿，常自嘲道，我们写的文章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虽然这么说，但他撰写文章始终非常严谨，在新闻稿的遣词造句上尤其“斤斤计较”。

他坚持认为，写文章立意固然要不落俗套，而文字尤须推敲妥帖，不能留一点漏洞胡政之曾说他“在编辑时往往题目一字修改，绕室彷徨到半小时，重要社评无论他写的或我写的，都要反复检讨，一字不苟重要新闻如排错一字，他可以顿足慨叹，终日不欢”。

1944年，在张季鸾先生逝世3年多后，大公报馆出版其首部也是唯一一部著作──《季鸾文存》胡政之在作序中写道，“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密苏里荣誉奖章 《大公报》获殊荣

1941年5月15日，在山城重庆日军大轰炸之下坚持出版的《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报界为《大公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迄今为止，华文报章中获此殊荣者仅大公报一家。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颁奖词称：“该报能在防空洞中继续出版，在长时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摇着鹅毛扇 到处作座上客

1939年春节，胡政之(二排左四)、张季鸾(二排左五)与港馆同人合影（大公报）张季鸾自1926年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后，15年间意气风发，驰骋报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朝野一致景仰，声名远播海外其影响之大，享誉之高，不惟国内罕有其匹，就是在欧美新闻人中，亦不多见。

他为人随和，热情健谈，所在之处，必定迎来送往，会客不绝民国初期，他跟林伯渠都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36年秋，他去西安暂住，与林会晤，老友相见，格外热络张虽久病在身，却与林彻夜长谈，不知疲倦两人之友谊充分证明了，“有分歧、有共识”的朋友，还是好朋友。

可以说，他的朋友，上自名公巨卿，下至贩夫走卒毛泽东说他“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而周恩来也曾谈到，“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重去世国共两党领袖蒋、毛诸公同声哀悼，蒋介石、周恩来都亲自参加公祭并致送挽联文坛巨擘 报界宗师毛泽东在唁电中称，“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邓颖超致唁电指，“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张季鸾是在抗战至艰时去世的，其临终遗嘱感人肺腑“愿我社同人，痛感时会的艰难，责任之重大，本此方针，一致奋勉，务尽全功；尤宜随时注重健康，以积极精神，为国奋斗”可见其撒手人寰之时，感念的依然还是国家民族、抗战大业和大公报社。

《大公报》专撰社评敬悼称，“此在本报为塌天之祸事，在国家亦为巨大之损失”